于是投机狂潮席卷了整个法兰西。劳氏银行良好的信誉导致劳所做的任何承诺以及他认为合适的承诺都被人们坚信不疑。
偏偏这时皇室又做了件火上浇油的事，将劳氏银行改建成法兰西皇家银行。
面对如潮的赞誉声，劳和摄政王都陶醉了，他们忘记了自己定下的规矩，劳氏银行从私营转为国营没几天，摄政王就指使它发行了面值10亿里弗赫的纸币。
我们必须重温国家信用这个概念。发行纸币是通过法律强制和调节经济的措施，以纸币作为其他支付手段的最后兑现对象或作为信用货币创造的根据。在实施纸币币制的初级阶段，发行纸币应以金银作为纸币发行的保证准备，从而对信用货币的创造有一定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货币的过量增加，维持公众对纸币的信任。
但经济学家们很快认识到纸币的功能不只于此，如果适当增加货币量还可以防止物价下跌、刺激经济上升和解决财政困难。弄清这个道理，发行货币便成为政府的任意行动，国家信用被无限制扩张了。
就在大多数人包括劳本人头脑发热的时候，法国有过一次自救的机会：法国议会出面了。
出于对劳作为一个外国人对本国的巨大影响怀有嫉妒之心，以及对密西西比计划安全性的疑问，议会通过一个法令，严禁劳氏银行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征税；禁止所有的外国人以任何名义干预国家财政，违者将给予重罚。
这个重磅炸弹把劳打蒙了，惊惧之下他逃到皇宫，祈求摄政王采取措施来使议会就范。
摄政王的反应彻底将法兰西的命运绑到劳的一叶孤舟上。
他立即下令逮捕议会议长和两名持反对意见的主要议员，将他们关押到监狱，无情压制住议会的反抗。
至此劳实施远大理想的最后一块绊脚石被推开，他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之中。
1719年初，皇室发布文告，授予密西西比公司全权在东印度群岛、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柯尔伯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进行贸易。为了扩张业务，劳决定增发5万份新股。
劳向法国人民展示了异常辉煌的前景。他保证每份500里弗赫的股票每年可以分红200里弗赫。由于这些股票是被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的，由于国库券一直在贬值，500里弗赫的面值只抵得上100里弗赫的实际价值，每一股的利润竟达到200%。
人们无法抵御这种诱惑，全国至少有30万人申请购买新股。
劳在甘康普瓦大街的住宅从早到晚都挤满了渴切的申请人，由于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申请人，名单只能在几周后才能敲定。在这段时间内，公众的焦急心情达到了疯狂的顶点。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每天都在劳的门口等候几个小时才能知道结果，最后，等候的人数达到数千人，并充斥了大街，为防止互相推挤，他们搬到了相临的套间内暂住，以便能经常靠近那座新的财富圣殿。
为了避免出现矛盾，劳宣布再发行30万新股，每股5000里弗赫，这样摄政王就可以利用公众普遍的热情还清所有的国债。为此目的，社会上必须有15亿里弗赫的申购资金。举国上下，人们一片狂热，在这种状态下，即使3倍这样数额的金钱人们也愿意拿出。
此时的劳已处于财富的巅峰，法国人也在迅速地接近痴迷的顶点。
为了方便接触投资人，劳搬到了旺多姆广场，并租下了苏瓦松官邸。投机商们也随他到了那里，宽阔的广场很快变得拥挤而热闹，广场上搭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帐篷供买卖股票和出售饮料点心，人们高声谈话的声音整日沸反盈天，以至于设在广场边的法庭的一位法官向摄政王和市政府抱怨说他听不到律师辩护的声音。
有两位清醒、安静和富于思辨思想的学者，德·拉·莫特和提哈松神甫互相祝贺对方至少没有卷入这场奇怪的狂热行动。但几天后，德高望重的神甫经不起教徒们的怂恿跑到苏瓦松官邸买股票，当他出来时，正好碰上好朋友德·拉·莫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