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突出的问题是特殊的股权结构也决定了无法用市盈率来横向对比，中国上市公司已经解决了流通与非流通问题，但还有A股、B股和H股之分，同一只股票在不同的地方股价相差悬殊，没有统一的股价，像中国石油在香港约十多元最高不超过20元，在大陆股市上市时开盘价为48元。怎么算它的市盈率？如果用A股股价除以它的总股本（包含香港上市部分），那就等于用高收入者的所得除以社会劳动者平均工作小时，然后将计算出来的结果称为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率一样，必定是扭曲和误导的。
再者投资者重视的是投资回报率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投资价值，在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即派息率大都在50%以上，这时市盈率指标就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如在香港上市的中石油连续几年分红率在30%以上。而A股市场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不分红或基本不分红，很多业绩优良的公司也是这样。根据近几年汇总的数据看，上市公司加权平均实际分配的净利润仅在10%左右，按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0.16元计算，平均分红每股不到1.5分钱，如果以每股价格10元计算，平均市盈率高达几百倍，哪谈得上什么投资价值？
由此可见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使得市盈率概念无法与国际接轨。
以市盈率来衡量股市风险和股票好坏其实是媒体的发明与炒作，我们只要看一个简单的现象就会判断出这种“伪科学”理论的荒唐。
美元一年期存款利息正常比人民币同档次利息高出近一倍，人民币存款还要交利息税，按说美国人应该把钱存到自己的银行获取高息，然而事实上美国大量的“热钱”涌入中国，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连年创新高。
既然不能简单地以利率高低来衡量资金市场，为什么动辄拿市盈率衡量证券市场呢？
一些“伪专家”总喜欢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拿一些道听途说得来的名词和不求甚解的名词解释，装出深沉忧虑的模样在老百姓面前卖弄学识，危言耸听，殊不知在复杂的社会经济领域里，任何经济指标都不是简单的、孤立的，它们所包含的意义也不是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
2.以日本为镜鉴
日本股市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市盈率，始终处于80～100倍，这一状况保持了十多年。
“存在就是合理”，日本股市在经济增速和公司质量方面都低于美国的情况下，市盈率远高于美国，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发现，在决定市盈率高低的因素中，日本有三个方面与美国不同。
第一，储蓄率。日本的储蓄率远远高于美国，从1981年至1995年日本和美国居民储蓄率的比较来看，日本居民储蓄率是美国的一倍。在崇尚信用消费的美国，拥有一定信用度的人可以透支消费，往往是“寅吃卯粮”，入不敷出，而崇尚节俭的日本人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存进了银行。
储蓄是股市资金的重要来源，当股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高于储蓄存款时，储蓄资金即可迅速进入股市，就像眼下正在中国发生的情况。因此储蓄率较高的国家，可投入股市的资金相对充沛，对股票的需求也比较大。股票和其他商品一样，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在其他条件不变而需求较大时，商品价格必然较高。
第二，经常项目。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长期保持盈余，而且在GDP中占有一定比重，美国经常项目则长期赤字。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长期盈余，资金供应量充沛，同样是增加股市股票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相互持股制度。日本企业间盛行的相互持股制度，使上市公司相当部分的股份轻易不上市流通，基本处于锁定状态，美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有的股份很少，绝大多数股份在股市流通。
日本经济体制中有个显著的特点，即由于专业化分工较细，企业间交易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因为保持稳定、密切的联系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为此日本企业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采取了多种稳定和加强其相互联系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