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承认，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索罗斯率众“血洗东南亚”可以看出，巨额国际游资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巨大破坏已远超出其正面意义。金融自由化只能作为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当金融自由化不能发挥有效配置资源功能、危害一国经济实体、吞噬国民财富时，就有必要对这种工具进行某种制约。同时金融市场正被越来越多的泡沫填充，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脱离原先的载体，交易也越来越脱离实物经济。大量的国际游资在世界各地寻找高利润投资机会，投资于实物的资金比例变得越来越少，其必然结果是实物经济所创造的利润无法支持庞大的金融资本。这种情况下资金流动将倾向于寻找并攻击市场的漏洞，结果是自由化的市场并未将资金导向最需要的地方，反而因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此，有必要改变对自由放任的态度，需要借助市场外的力量对流动资金进行引导。
2007年上半年印度政府突然宣布限制外资炒作当地股市，使股市大幅震荡，众多投资者感到不知所措，新兴的亚洲金融市场如何健康发展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
事实上，引发印度政府出手干预股市的原因正是国际游资巨大压力下的反应。一方面，由于看好印度经济发展前景，国际游资持续追捧印度股票等金融产品，国外资金的流入导致卢比汇价不断走高，卢比兑美元升值幅度已超过12%。另一方面，卢比升值反而更加刺激外资踊跃流入，流动性过剩又导致股市大幅飙涨。印度股指已比2006年累计飙升近40%，由此股市和卢比汇价之间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机制。
更让印度当局头痛的是，卢比不断升值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并使出口严重受挫。为打破热钱流入与股市疯涨之间的循环，政府不得不宣布限制外资购买连接印度本地企业的海外衍生金融产品。
从保护本国金融安全角度讲，限制外资炒作当地股市的思路是正确的。但行政性管制政策却给金融体系带来了恐慌气氛，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尽管印度财长奇丹巴拉姆紧急出面安抚市场情绪，政令匆忙改动无疑令国家信誉受损。
与印度相似，我国也存在本币升值、股市飙升、房地产等资产价值偏高的问题，除100亿美元左右的QFII之外，掌控1.2万亿美元的国际对冲基金正悄悄通过地下渠道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业内人士估算目前地下外资入市规模可能高达800亿美元左右。
更有人怀疑疯狂炒作工商银行股票的资金不是国内基金公司，也不是私募资金，而是国际游资。他们与国内不法券商和投机者合作，通过对倒等方法拉高权重股，目的是坐庄整个中国股市。
前车之鉴告诫我们，过激的管制政策并非良方，化解国际游资负面影响的出路仍在于疏导。对中国股市而言，采取直接“堵”游资流入的措施，无法浇灭游资“赌”人民币升值的热情。对游资的管理应倡导“堵不如疏”的管理理念，要形成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缓解汇率失衡问题，这才是治本之策。在目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仍有必要对汇率进行调控，以使外汇市场平稳运行，汇率接近其均衡汇率水平。
从操作层面看，以游资获利的基本途径为线索，通过严格的审核遏制游资炒作，比单纯严厉的限制更加科学、有效。一方面应对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资本流入提高警惕，加强对居民和非居民个人结汇、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以及其他外汇资金流入结汇真实性的审核，防止外汇资金大量结汇后进行投机性活动。另一方面应关注外贸差价，尤其是关联公司间利用价格转移的手段隐匿利润的迹象，防止游资通过经常项目偷偷地流出。
此外，在中国股市新股申购的一级市场上，也活跃着一股“国内游资”，它的特征是只有申购新股时才会露面，像中国石油、中国铁路，都冻结了3万亿以上的金额，一旦新股申购结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乎看不出有参与二级市场炒作的痕迹。从风险层面考虑，它完全没问题，但是很大程度挡了散户们的“财路”，使中签率大大降低，像中国铁路，必须有67万元才能稳中1000股，对手中既有股票又想碰碰运气的中小投资者来说实在是可遇不可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