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一些人把眼光转向中国农村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开发农村市场的努力已有好多年了，效果却一直不佳，其原因不在于农民收入太低买不起，而在于与耐用消费商品不配套的基础设施。这就造成农民即便消费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但由于没有电能、电视信号、自来水等而使上述努力收效甚微。这一基础设施不匹配的问题在经济落后和边远地区尤甚。
6.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中国能早日走出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所导致的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之中，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篇于1999年倡导“新农村运动”的论文发表六年后，“建设新农村”的观点终于被中央高层接纳，写入了2005年的中央文件。2006年3月确定的“十一五”规划的六大任务中，头一项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继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新农村运动后，财政部于3月6日向人代会所作的预算报告里也紧跟着作出承诺，2006财年拨出的全部“三农”财政支出高达3 397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5％。尽管这些拨款如何分配和使用尚不得而知，但“十一五”规划草案中提出的几项具体建议，还是使新农村运动大致浮现出了一些轮廓：
——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未来五年中央财政支出1 000亿元人民币用于进行乡村公路网建设，并以沼气设施为重点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改革农村税费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强化县一级、弱化乡一级财政职能。2006年起开始停征农业税，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7年起取消全国范围内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扩大农村合作医疗，并在2010年前投资200亿元人民币建设乡村卫生室和文化室。
我们不能不佩服林毅夫当年深邃的洞察力。2003年、2004年，中国投资过热形成的产能过剩到了2005年已明显表现出来。据商务部统计，中国38%的消费品是过剩的。2005年下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双双下滑，有迹象显示，下滑趋势还将继续，并再次露出了通缩端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任其发展下去，其结果将有一大批企业因不堪重负导致破产并最终退出市场，使现有产能过剩的局面得到有效的收缩，直至与需求大致相适应，达到一个相对平衡。但是，这种办法将使整个中国经济走向衰退，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第二个办法是创造出大量的新需求，消化过剩的产能。后者做起来工程浩大，但中国巨大而落后的农村市场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切入点，却蕴含了得天独厚的巨大发展空间。强化中国农村基础建设，可以创造出上述的新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新需求，困扰中国多年的产能过剩问题将迎刃而解。
不过,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观点在中共中央文件里变成了“新农村建设”。“运动”改成了“建设”，不仅在称呼上显得更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其内涵和意义变得更宽泛。林毅夫的本意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新农村运动来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产能严重过剩而导致的通货紧缩问题，这也是他的“新农村运动”的观点招致不少反对声音的原因。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大背景下，把农村作为消化过剩生产能力的工具，在道义上和实际可行性上都存在着一定问题。胡景北：“质疑新农村运动”，《三农问题网》，2006年2月2日。而中国政府“新农村建设”的提法，则体现了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涵义，不仅具有自动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缓解通缩的经济意义，而且更具有消除中国城乡二元化矛盾、稳定社会的政治意义。这种提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反对者的疑虑。
